中国乡村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的内核，但其外在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实现了从“集权”到“赋权”的转换。本文从“国家－社会”视角出发，探究乡村简约治理形态嬗变的背景、机理和特征，研究发现：现代性力量的冲击削弱了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与地方性共识，加之村庄利益关联脱嵌与地方权威衰微、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新生治理任务膨胀，集权的简约治理在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变奏之下式微。为了再造半正式行政基础，国家通过精英吸纳与村社再造开展组织赋权，依托资源下乡与产权改革强化资源赋权，并通过治理技术下沉和数字技术嵌入寻求技术赋权，凭借组织、资源和技术的三维赋权强化村庄代理人和村级组织的政治统合功能与自主治理能力，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得以延续。在从“集权”到“赋权”的嬗变过程中，乡村简约治理呈现从“乡绅自治”到“多元共治”、从“权威教化”到“资源支配”、从“儒法互济”到“三治合一”的特征转换。赋权型简约治理是中华传统的治国理政智慧与现代积极有为的国家治理实践相互交织共塑的乡村治理新图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行的治理理念与实践方向。

杜永康  张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