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金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