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城乡关系是影响和理解70年乡村治理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70年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失衡、城乡融合发展三个历史性阶段，“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先后成为主导城乡关系基本格局的战略性安排。具体到乡村治理演变上：“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使乡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集体化治理成为“城乡分治”的逻辑延伸，党、政、社、经高度合一的整体性控制和动员成为该阶段乡村治理的支配性逻辑；1978年后，因应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逐渐建立，党政社经相对分离，但计生、粮款征收、维稳等刚性任务压力较大，压力型体制和乡村治理的行政化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006年以来，伴随农业税取消、大规模“以工补农”，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渐成型，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向 “三治合一”体系的转变，行政化逻辑向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成为乡村治理演变的必然趋势。

耿国阶1，2  王亚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