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熊景维;钟涨宝

2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